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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的缓刑制度
来源: 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 作者:卢晓波 发表日期: 2009/7/13 11:32:22 阅读次数: 1794 查看权限: 普通文章

摘要:缓刑,是指判处一定刑罚,又暂不执行,但在一定期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的一种刑罚制度。缓刑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它只是一种人道化、个别化的刑罚执行制度,它给予了犯罪分子悔过自新的机会,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及重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却存在种种弊端,譬如适用条件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执行机关执行难、撤销条件模糊等等,这就使得缓刑制度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作用。本文将结合案例着重讨论缓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使得缓刑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效力。

关键词:缓刑 适用条件  考察  人格调查   撤销

 

缓刑是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基础上给犯罪分子悔过的机会,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也能够充分体现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但由于制度的不完满,有的时候缓刑反而会“助纣为虐”。

一、我国目前缓刑制度实施的现状

200510月,付某驾车速度过快,操作不当,翻入河中,造成16伤的重大交通事故。此案在刑事审判时,受害人家属提起附带民事赔偿诉讼。法庭上,付某认罪态度较好,并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调解协议,表示愿意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59000元(已付6000元),并承诺以自家房屋产权作抵押进行赔偿。鉴于此,法院决定对付某从宽处理,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然而,此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付某锁上房门携全家外出躲避。法院人员多渠道联系付某未果,导致生效的法律文书无法执行。[1]在此案中,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付某适用缓刑制度并无不妥。但是因为审理案件的法官以及受害人对付某的日常品行并不了解,所以被付某制造的悔罪的假象而蒙蔽。在这样的情况下,付某利用了缓刑制度,他的言而无信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虽然对于付某的恶劣行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进行追捕,法院也可以撤销缓刑,判处有期徒刑1年,最终使其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个过程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缓刑制度设计的初衷被严重践踏,也极大伤害了受害人的感情。当一个制度形同虚设甚至被不正当的利用时,这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目前在缓刑制度适用相对广泛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常会遇到这样的矛盾:基本一致的犯罪情节,一个案件中的肇事者经济富足,能够足额甚至超额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而另一个案件中的肇事者生活贫苦,靠驾驶小货车做小本买卖,无法赔偿被害人。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前者适用缓刑,后者被判实刑。公众就会认为赔偿能力的高低足以影响到缓刑是否适用,由此也就产生了“有钱人撞死人不用坐牢”的社会热议。花钱赎罪的质疑声也就一直不断:难道有钱就可以不用坐牢,花钱就可以免死吗?这种情况下缓刑似乎就是富人们的“绿色通道”。当然也有的被害人借刑事和解之机,向被告人或其亲属狮子大张嘴,缓刑似乎又成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敛财之道。无论是上述哪种状况很明显都违背了设立缓刑制度的本来目的,缓刑制度的意义和作用也就更无从体现了。但也不能据此就怀疑缓刑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积极性,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缓刑最大程度的凸显其正面作用。首先就必须了解我国现行法律对缓刑制度的具体规定。

二、缓刑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由此可见,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要件,才能适用缓刑。

第一,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刑法明文规定只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才能适用缓刑。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指的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一般幅度都比较大。如果以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为准,就会使缓刑的适用范围大大减少,不利于缓刑的积极作用的发挥。而且宣告刑是综合考察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以及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后得出来的,运用宣告刑更能体现设计缓刑制度的初衷,所以以宣告刑为标准,更为合理。

第二,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具体说来犯罪情节是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悔罪表现则是主观标准。

首先,犯罪情节是关于犯罪的各种事实情况,包括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犯罪分子的年龄、身份等)、犯罪目的、犯罪动机、以及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这里的犯罪情节应是侧重于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时以及之前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不管其内容是表现犯罪分子主观上是否有恶意是否有强烈的报复心理等等还是反应客观上犯罪行为给他人或者社会具体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情况,是过去时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可以说是判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同时犯罪情节还要考虑案件造成的社会影响,对于公众议论大、甚至因民怨鼎沸引起大的社会事件的案件适用缓刑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一般预防的效果。通俗的讲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判一儆百”的做法来达到教育、震慑的目的,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对于有些犯罪,如果实刑能“判一儆百”,缓刑却“判一纵百”,这种情况下即使缓刑某个具体案件中的被告人是可行的,但适用后可能有怂恿、放纵犯罪的嫌疑,那么就必须全面考察,不能因小失大。

其次,悔罪表现是犯罪分子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体表现,包括犯罪分子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主观恶性程度、是否能够积极退赃或者抢救被害人等等。悔罪表现侧重的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的一些事实情况。考察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注意认罪与悔罪的区别。认罪更多的是体现在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上面,悔罪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动,是通过他能不能主动采取补救措施、减少损失等等一系列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认为二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认罪是悔罪的前提,悔罪是建立在认罪的基础上的。有的犯罪分子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逼不得已才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如实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则不应认定为悔罪,而仅仅只是认罪。(二)真悔罪与假悔罪的区别。如上所述是否悔罪其实是犯罪分子的心理活动,我们只能通过犯罪分子的一些表现出来的外在的实际行动作为依据来推断他们是否真诚的反省并且自我谴责,所以仅仅通过赔偿数额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悔罪是很片面的。譬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如果肇事者事发后不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弃车逃避,也不去医院探望伤者等等,即便最终给予了高额的赔偿也不能认定为悔罪。赔偿只是一方面要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一系列行为综合考量到底是真情悔罪还是花钱赎罪更或是花钱买自由。

适用缓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其实是一种主观判断,是一种预测,但这种预测并不是无基础的猜测,它是以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基础的。在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中“确实不致危害社会”是核心,犯罪情节与悔罪表现是“两个基本点”,是认定被告人适用缓刑后是否不致危害社会的客观基础。离开了犯罪情节与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

第三,缓刑适用的限制条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第六十六条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总体说来累犯就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处一定的刑罚之罪的罪犯。缓刑适用是给犯罪分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也减少刑罚执行的人力、物力、财力支出。但是如前所述缓刑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缓刑人员缓刑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而累犯主观恶性深,屡教不改、不易改造,所以不能适用缓刑。

三、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几点建议

我国刑法只是在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中仅仅用了六个条文对缓刑的适用、期限、考察、撤销等做了规定,未免过于宽泛和笼统,以至于目前缓刑制度的实施不尽如人意。结合前面对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条件的探讨,笔者认为应当在罪前考察、缓刑的监督以及撤销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第一,判前建立人格调查制度。在我国,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就是保证实施缓刑后犯罪分子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以犯罪情节和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为根据的,但是仅依据犯罪情节和行为人的悔罪表现进行再犯预测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适用缓刑前对行为人进行调查,征求行为人住所地、工作单位的意见,判前建立人格调查制度,以提高再犯预测的准确率,降低缓刑适用的风险。通俗的讲就是通过调查行为人的家庭、单位、近邻等各方面情况后,深入了解行为人的品行、习性等,综合考察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动机、主观恶性、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从而明确行为人是否能适用缓刑。

  第二,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由此可见,负责考察的主体机关是公安机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只是配合。公安机关是我国的行政机关,虽然考察、监督也是职责之一,但目前没有统一的具体的规定指导公安机关如何将缓刑考察监督工作落实到实处。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自我探索,也就难免造成考察监督不到位,往往使犯罪分子处于无人看管、放任自流的境地。单位和基层组织的配合更是很难操作实现。这种毫无惩罚性的缓刑根本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改造,也达不到消除民愤的目的。鉴于以上情况,应借鉴国外缓刑的监督工作由专职人员承担的制度,可以考虑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并且通过立法规定,该缓刑监督组织应定期向法院提交缓刑人员的考察报告,由法院来监督缓刑的执行,对应当撤销缓刑的,及时作出裁决。

  第三,明确撤销缓刑的条件并增设缓刑“延长考验期”。新刑法增加了缓刑人员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的规定。但何为“情节严重”,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掌握,所以应当明确撤销缓刑的情形。另外,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后也可能会出现缓刑人员打擦边球的现象。也就是说缓刑人员可能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游走于撤销缓刑与继续缓刑的边缘上。增设缓刑的考验期后一方面延长考验期有足够的时间充分暴露缓刑人员可能存在的劣性,从而导致最终撤销缓刑,使其接受应有的法律制裁;另一方面延长考验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惩戒犯有小错的缓刑人员,威慑的同时仍然给予改过的机会,最大程度的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在司法领域,公平正义是和谐的体现,刑事司法的人性化、刑罚的人道化更是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的重要环节。符合人性化、轻缓化现代刑罚理念的缓刑制度是这一环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尽管这条道路任重而道远。



[1]《肇事不履行赔偿 缓刑犯被判坐牢》(记者 徐国正   通讯员 刘斌) 《十堰晚报》2007514 

[2] 《论缓刑的适用条件》 贾曼一 吕华红  中国法院网 2003113

 

 

 

 

 

                                               (字数:459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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